听卢作孚讲述宜昌面临的困难后，邵飞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湖北省的宜昌，素有“川鄂咽喉”之称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自1876年，中英签署《烟台条约》后，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，它便成了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宜昌更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。1937年11月，南京沦陷，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，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，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。
当时入川少有公路，更没有铁路，唯一通道只有走长江。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，弯曲复杂，滩多浪急，险象丛生，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。
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，所有从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，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，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“换乘”，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，才能继续溯江进川。
武汉会战接近尾声，离武汉三百多公里的宜昌成了敌我双方注目的焦点，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显突出。这是因为，宜昌是长江的咽喉，是入川的门户。
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初，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，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，于是，华北、华东、华中等地的机关、学校、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向重庆搬迁。大批人员、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。
飞机少得可怜，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；火车线路被炸得七零八落，无法正常开运；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，汽车少，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。
因此，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，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“黄金水道”。
而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，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。因为从上海、南京、南通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武汉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，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、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。
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，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方。全中国的兵工工业、航空工业、重工业、轻工业的生命，完全交付在这里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三万多从各地撤下来准备入川的人员，不少是教师、学生、医生、工程师、商人和公务员，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。保育院的孤儿也有一万多人，再加上数不胜数的难民。
何况当时的宜昌，还只是个不大的城市，一下拥来这么多人，所有的房屋都已挤满了人，还有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。
而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，日本军队又节节逼近，恐惧和不安，笼罩在人们心头。各单位、各企业、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出宜昌。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。
困难重重。物资、人员撤离困难，但难的还是恐慌的人心。所以，公司才才会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交涉，邵飞才看到了刚才的一幕。
卢作孚最后感慨道：“遍街皆是人员，遍地皆是器材，可怕的还是人心的恐慌。管理运输的机关，责骂轮船公司，争运器材的人员，也相互责骂。”
邵飞明白，此时的宜昌处于非常重要，又非常严峻的紧急关头。卢作孚面临的三大困难。
一，是航道。宜昌扼守着长江三峡，是长江的咽喉。从宜昌往上游，航道狭窄弯曲，滩多浪急、暗礁林立，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，且夜晚不能航行。
二，是时间。现在距离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，枯水期一到，水位下降，运载大型机器设备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。
三，是运输船只奇缺，除了民生公司22艘轮船外，只有2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。依当年运力计算，这么多人员，这么多物资要全部运抵重庆，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。
然而，委员长的任务是，必须在40天内将这些人员和物全部运出宜昌，前往重庆。
一年变成40天，这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还有各方客观、主观因素的强力阻挠。卢作孚能否用他的大智大勇，去创造近代史上最大的奇迹呢？
“你是船王，一定行的。”
邵飞的恭维让卢作孚漏出了难得的笑容，随即拿起桌上的一杯浓茶小喝了一口。他也听闻邵飞来自未来，他说行，自己就多了份自信。
卢作孚轻轻的将茶杯放置桌上，问陈昊天：“这次还要依赖你们陈家，粮食没问题吧？”
陈昊天靠在椅子上，回道：“怎么可能没问题呢？前方战士需要吃粮，这里也有十万张嘴等着，我们只能尽人事、听天命。陈家毕竟是商户，粮食来源还是要依赖国家。我会尽量协调，从各处商号运粮食过来。不过价格……”
陈昊天犹豫了下，道：“按照收购的价格出售，卢先生你看如何？成本、运输、以及其他支出有陈家负责。”
日军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，陈家粮行也不如当年之盛。花园口决堤，赤地千里，更是给陈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陈昊天能做到这步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
卢作孚表示理解，但粮食购买不是他管辖的范围，他只是全权统筹宜昌的事宜，于是道：“好吧，我要和委员长会报一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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